没有目击者、没有口供、没有指纹，仅凭7根纤维定了死罪，香港第一奇案
1974年那个冬天的清晨，一个纸盒让全港人后背发凉
1974年12月17日清晨，香港跑马地黄泥涌道。清洁工林嫂像往常一样推着垃圾车，在路边清扫。走到一间兽医诊所门口时，她看到一个硕大的日立牌电视机纸盒被丢弃在路边。那个纸盒是日立S-67B型号，放在兽医诊所大门外的花槽旁，在清晨的薄雾中显得格外突兀。林嫂心想，这么大一个纸箱挡在路上，影响行人，得赶紧挪开。她伸手去搬，可纸箱比想象中重得多，根本搬不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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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叫来同事帮忙，两个人合力才把纸箱挪动。绑在纸箱外面的绳索被剪开，他们掀起纸箱盖——里面铺着报纸，再掀开报纸，林嫂看到了一双惨白的人腿。她吓得魂飞魄散，立即报警。警察赶到现场，揭开所有遮挡物后，一具少女的赤裸尸体蜷缩在纸箱里。
死者全身赤裸，遍体瘀伤，两个乳头被割去，阴毛被烧焦。尸体被硬塞进一个长3英尺、宽2英尺、高1.5英尺的电视机纸盒里，折成了一个极不自然的形状。法医验尸后确认，少女被人用右臂箍颈勒死，死亡时间大约在12月16日傍晚6点到8点之间。虽然阴部有明显被灼烧的痕迹，但处女膜依然完整，死前没有遭到性侵犯。经确认，死者是16岁的女学生卞玉英。
16岁的卞玉英，正是最青春靓丽的年纪。她住在筲箕湾，在一间工厂做女工，晚上在夜校读书。一个正当花季的女孩，怎么会在跑马地被活活勒死？凶手又为什么要对一具已经死去的尸体做那些事？为什么要把尸体塞进一个电视机纸盒里，丢弃在人来人往的街道旁边？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，如果凶手真的能在闹市区杀人、藏尸、弃尸而不被发现，那他会不会再次作案？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受害者？整个香港瞬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之中。
科学鉴证vs环境证据，一张模糊的正义拼图
警方介入调查后，第一个难题摆在眼前——没有目击证人。案发当天下午5点30分，卞玉英离开筲箕湾住所，原计划去北角为兄长刊登广告，然后到跑马地电车总站与同学陈彬彬交收录音带。陈彬彬说，案发当晚6点半，她曾接到卞玉英的电话，约好7点在电车总站见面。可陈彬彬准时到达后，等了半天也没见到卞玉英的影子，只好自己先回家了。
警方根据现场物证，逐步缩小了搜查范围。藏尸的纸箱是日立S-67B型，这种型号的电视机只在1973年至1974年在港岛区售出。纸箱底部有明显的拖拽痕迹，说明第一现场很可能就在跑马地附近。
一系列线索，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——跑马地安美饮品公司。 那是一家雪糕店，兼营饮品，生意不错。巧合的是，有一名警员曾去那里借用过电话，发现店内有不少工程器材和纸箱。警方还打听到，卞玉英平时很喜欢去那家雪糕店买雪糕。于是，警方将目标锁定在安美饮品公司。
警方对安美饮品公司进行了全面搜查。在工场的一个小房间里，他们搜到了电线、烧焊器、红色胶电线、一批纸箱、两份报纸和一批衣物。法医曾在卞玉英的头发上发现了两小块电线胶皮和纸屑，与雪糕店工场里找到的物件一模一样。
1975年1月3日，警方再次搜查安美饮品公司时，有一个细节引起了“光头神探”总督察贝亚的注意——时年28岁的兼职店员欧阳炳强表现出了不寻常的紧张。当他看到警方来到店里搜查时，颈部的神经在不断地跳动。可很快他又恢复了镇定，没有反对警方的搜查。贝亚没有打草惊蛇，而是继续暗中调查。
1月4日，警方将欧阳炳强带回警署录取口供，几天后将他释放。直到3月27日，警方才正式将他拘捕。警方之所以敢下这个结论，核心依据是“科学鉴证”——卞玉英指甲中发现的衣物纤维，与欧阳炳强西装上衣的纤维吻合。警方进一步指出，死者身上共有269根纤维，其中7根与欧阳炳强的西装上衣纤维相同。这7根纤维，成了整个案件的定案关键。1975年11月，陪审团以5男2女的组合裁定欧阳炳强谋杀罪名成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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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点重重的审判，欧阳炳强从头到尾不肯认罪
欧阳炳强从头到尾都在喊冤。
他不认识卞玉英，案发前从未和她有过交集。他新婚不久，妻子刚生下女儿，白天在政府文员岗位任职，晚上在雪糕店兼职，一天打两份工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这样的人，完全没有杀人动机。在法庭上，欧阳炳强穿着白衬衫、打着领带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神色镇定。他的妻子张金凤挺着大肚子坐在旁听席上，不时与他交换眼神。他始终坚称自己没有杀人，没有认罪，也没有供述任何作案细节。
辩护律师的质疑，一针见血地指向了案中的诸多破绽。汤家骅指出，控方的鉴证专家从藏尸纸盒的数千个样本中，找到微量与安美饮品公司工场吻合的油漆碎片，便以此推断尸体和纸盒曾在工场出现。他在庭上当场反驳道：“这就像去鞋店试鞋，试了很多双，刚好有一双合穿——这能证明什么？什么也证明不了”。
案件的疑点不止于此。 藏尸纸盒上的两个手印，根本不是欧阳炳强的。案发地点找不到卞玉英的指纹，她的随身物品也全部失踪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死者的死亡时间被反复修改，前后不一。更蹊跷的是，卞玉英当日夜校的签到簿，竟然在调查期间“碰巧”不翼而飞。死者的胃里有未消化的食物，这表明她死前与人一起吃过饭，可警方从未调查她与谁共进晚餐。还有两名品格证人“证明”欧阳炳强有变态行为，曾两次灼烧少女的裙子，可汤家骅发现这两人相互认识，未免太过巧合，他们的证词根本不应该呈堂。
胡鸿烈大律师在分析案情时，语气中充满了惋惜。他说：“案件凶手可能对于做这种事情很有经验，把死者的衣服和血渍都清洗得一点痕迹都没有。”可欧阳炳强呢？一方面不认识死者，一方面刚结婚、有小孩子的年轻父亲，一天要做两份工作才能养活家庭，这种人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“清除所有痕迹”？胡鸿烈更从体力上分析，欧阳炳强身材矮小，而死者虽然16岁，但体型并不小——他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独自完成如此高强度的肢解和搬运。
汤家骅后来在采访中说，他原则上必定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，但在此案后，他对陪审团制度开始有所质疑。他回忆说，当时社会对此案关注度很高，到底陪审团有没有可能在完全不受舆论影响之下作正常裁决，是存有疑问的。他特别提到一个细节：二审时陪审团中午12时退庭商议，一直到差不多凌晨12时才达成裁决。他认为，陪审团心中也未必百分百觉得判决是准确的。
当时的香港警察队伍贪污成风，廉政公署刚刚成立，警方破案压力巨大。而此案的主控官，在案件结束后就顺利升职了。有人认为，这会不会是一起急于破案的“祭旗”之作？欧阳炳强曾公开说过一句话：“第一单科学鉴证（案件），一定要做死我”。这句话，至今听来依然让人心头一颤。
漫长的牢狱、风雨中的假释与临死前的喊冤
股票投资配资1975年11月，欧阳炳强被判谋杀罪名成立，按例判处死刑。1977年2月9日，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赦免了欧阳炳强的死刑，改判终身监禁。妻子张金凤不相信丈夫是无辜的，曾先后4次为他上诉，官司一度打到了伦敦枢密院，可最后还是没能翻案。1981年，张金凤宣布与欧阳炳强离婚，带着女儿改嫁他人。
在漫长的牢狱岁月中，欧阳炳强没有自暴自弃。 他靠学习知识来打发时间，从1987年开始，每年都参加公开考试，取得了会考会计及格、伦敦商会证书簿记及会计及格等证书。他甚至还在狱中教盲人囚犯打字，成为赤柱监狱有史以来第一名囚犯义务教师。
2002年9月11日，香港刮起了8号风球。度过28年牢狱生涯的欧阳炳强，在风雨中走出赤柱监狱大门。他在狱中认罪是有条件的——因为不认罪，就永远没机会假释。他在狱中终于承认了控罪，申请刑期覆核，最终获批准有条件释放。出狱后，他改名换姓，生活低调。他曾到社福机构当过清洁工等工作，努力重新融入社会。2008年，汤家骅在将军澳街站参加立法会选举活动时，已假释数年的欧阳炳强走过来跟他打招呼。欧阳炳强捉住他的手，说在狱中认罪是逼于无奈的，因为不认罪就没机会假释，他叫汤家骅不要相信其他人的说法，自己真的没有杀人。闲谈间，欧阳炳强还提出可否替他找份工作，汤家骅答应了，一段时间后找到合适岗位联络对方，欧阳炳强说已经找到工作了。
此后，两人再也没联系过。直到2022年，欧阳炳强因病去世，终年74岁。在他生命的终点，他是否依然坚持自己是清白的？他没有说。但那些一直相信他的人——胡鸿烈大律师、汤家骅大律师，直到他离世，依然坚定地认为他没有杀人。
真相成谜，香港首宗科学鉴证案的永恒争议
跑马地纸盒藏尸案之所以成为香港十大奇案中争议最大的一桩，是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——香港司法史上首宗无目击证人、无认罪口供、单凭科学鉴证定罪的谋杀案。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，仅凭环境证据和7根纤维，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送进了监狱，关了28年。
欧阳炳强到底有没有杀人？如果他是被冤枉的，那么真凶到底是谁？至今无人知晓。出狱后，曾有记者问他：“当年你究竟有没有杀过人？”欧阳炳强只是平静地说：“这个案子已划了句号，我有生之年都不想再提。不是每一个终身监禁的犯人都能出来，感谢当局恩赐，我会好珍惜。”
50年过去了，跑马地早已高楼林立，安美饮品公司也早已不复存在。但那桩1974年的纸盒藏尸案，至今依然悬而未决。它像一根刺，扎在香港司法史的深处，也扎在每一个关注过它的人心里。真相或许永远都沉在水底，可那把刺向16岁少女的刀解套方法，那7根纤维的重量，以及一个28岁年轻人“被人冤枉”的呼声，却永远不会被风吹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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